财新传媒

经济学家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通信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4月08日
罗伯特·索洛 格里高利·曼昆 理查德·博克豪瑟 杰夫·拉瑞莫尔

  编者按:

  在危机后全球排斥1%最高收入人群,为99%鸣不平之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2013年在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发表了一篇题为“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的文章,《比较》69辑翻译并出版了该文。随后,1984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对曼昆的观点予以了批驳,曼昆对此作出了回应,两人的这种讨论以通信形式发表在《经济展望杂志》上并配发了另两位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的测算及其趋势的一些基本看法。本辑《比较》特翻译并发表了这组讨论,以飨读者。

罗伯特·索洛的来信

  格里高利·曼昆在《为1%最高收入人群辩护》一文中展示的轻柔文风可能让读者忽略其中未曾明言的前提、存在疑问的假设,以及遗漏的重要事实。我这里只想讨论该文的部分缺陷。1%最高收入人群有着为自己辩护的优越条件,因此他们从外界得到的任何附加援助都应该接受严格审核。

  首先,曼昆的文章在没有特别解释的情况下提起了偶像人物史蒂夫·乔布斯,然后顺理成章地讨论下去,给人的印象是1%最高收入人群主要来自那些通过发明给世界创造了大量消费者剩余的成功企业家。假如事实的确如此,那当然没有太多可忧心的。可是1%最高收入人群有很大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产业(在本轮金融危机前其比重甚至仍在上升),其中逐渐增加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交易利润。因此,受到质疑的很多收入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并没有增加社会总体的消费者剩余。从历史来看,1970—1995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经纪公司CEO的平均实际薪酬水平与银行及企业没有显著差异;但突然之间,到1996—2006年,经纪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所得却比其他两个业界高出了7—10倍(详情参见:Murphy,2012,尤其是第307—308页)。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戈尔丁等人(Goldin and Katz,2008)的说法。我承认其中存在“创新”,然而那不是具有社会生产性的创新。收入分配高度失衡主要不是针对有贡献的企业家。曼昆对于金融业利润和不平等的空谈不能令人满意。

  其次,曼昆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收入分配高度失衡可能导致的最危险后果,即在根据“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裁决(558 US 310 \[2010\]),1%最高收入人群可以用金钱买来政治影响甚至权力。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金融服务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以削弱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的监管规定。曼昆提到了寻租与收入失衡的关系问题,他对此回应说正确的药方应该是限制寻租行为,而非对不平等程度本身进行攻击。可以推论出他在这个议题上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如果收入不平等侵蚀到政治生活,那就应该打击腐败,而非抨击不平等。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天真,因为导致腐败难以甚至不可能根治的原因,正是豪富阶层的巨大影响力。

  第三,曼昆关于租金的概念过于狭窄,他主要是指垄断租金,但经济租金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曼昆谈到了身高和收入的紧密相关关系,但除了NBA以外,人们的身高与实际生产力水平似乎无关。更大的可能性是身高带来了人际交往中的某些优势,因此身高造成的回报是一种租金,是对其他人的剥夺。美国文化甚至为此创作出了相应的歌曲:《矮子无权生存》(Short people got no right to live)。对身高征税的确很古怪(顺便提醒一下,曼昆自己的个子相当高),但要假定所有的市场收入都反映了真实生产率水平(先不说社会生产率水平),恐怕也过于冷血无情。

  第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历史水平,低于其他某些发达国家,也低于美国自我标榜的形象所要求的水平。这些变化和差异不太可能是遗传决定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某种租金。曼昆对此类证据采取无视和飘过的态度,而去讨论一则传闻:他认为自己的孩子所成长的家庭环境虽然远胜过他本人当初,但孩子们并不比他本人有好得多的机遇。这当然是个小样本,此外曼昆教授所指的成功肯定是局限于知识精英类职业。我想知道,要是以银行总裁职位作为奋斗目标,他的机会是否还能和他的孩子们相提并论。

  第五,随机地从某个富人那里拿走一笔钱,再随机地转交给某个穷人,可以改善社会福利状况,赞同这个说法的人不限于正式的功利主义者。曼昆对这种直觉的反驳非常软弱无力:(1)富裕国家对于贫穷国家的援助的确很吝啬,即便它们相信援助能被有效利用,或许也不会变得更慷慨。可是这只表明人类的团结友爱存在某些界限,家庭内部的友爱程度胜过家庭之外,国家内部胜过国家之外,此外又能证明什么呢?(2)我们不主张实现全民范围的肾脏的边际价值均等化,但这并不否认某些人对肾脏的需求程度超出其他人,而只是反映出大多数人认为肾脏及其他身体器官不像银行账户那般可以自由交易。我们对富余的肾脏没有做再分配,难道就能推论出我们对富余的资金也不能做再分配?至于联邦税收的实际累进效果,如果我们借用曼昆的文章中给出的各个群体的平均缴税额来测算,就会发现,收入水平在223500—1219700美元的人群的边际税率,要略低于收入水平在64300—223500美元的人群。

  第六,谁能反对人们获得自己的“公正回报”呢?不过关于什么是“公正”却存在疑问。大多数严谨的伦理思想家会把“应得的回报”与“意外的回报”区分开来。应得的回报必须是严格地挣来的,因为父母的财富、关系或血缘而取得的收入不在“应得”之列。你可能天生非常漂亮、聪明和高大,这些特征会增加你的边际产品的市场价值,却并不增加你的“应得回报”。从数量上把人们的努力与环境完全区分开来可能不切实际,但这不等于说应该将其混淆,特别是在考虑税收和再分配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才希望眷顾弱者,而对强者苛刻一些。

  参考文献

  Goldin,Claudia,and Lawrence F.Katz.2008.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Belknap Press.

  Mankiw,N.Gregory.2013.“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21-34.

  Murphy,Kevin J.2012.“Pay,Politics,and the Financial Crisis.”Chap.12 in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edited by Alan S.Blinder,Andrew W.Lo and Robert M.Solow.Russell Sage Foundation.

  Robert Solow,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原文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8,No.1(2004冬季)pp.243-248。

版面编辑:邵超
财新传媒版权所有。如需刊登转载请点击右侧按钮,提交相关信息。经确认即可刊登转载。
  • 收藏
  • 打印
  • 放大
  • 缩小
  • 苹果客户端
  • 安卓客户端
财新微信

热词推荐:
深圳毒跑道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缅甸大选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贾灵敏 哈尔滨雾霾 宁夏首虎被调查 艾宝俊 芜湖爆炸 京张高铁 中新项目落户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