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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律的秩序?加州淘金热时期的产权状况

来源于 《比较》 2014年第2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4月08日
凯伦•克莱 加文•赖特

1.引言

  加州淘金热是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但是,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其特征的理解尚未明确,目前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比较普遍的理解是,“淘金热”是指在开放准入的情景中对高获利机会的无序争夺。而学术文献对此又是另一番说辞。在法和经济学家看来,加州淘金热时期的矿区是在尚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发建立起明晰产权的范例。西恩和昂伯克(Charles Howard Shinn和John Umbeck)的研究成果详细描述了当地矿工会议如何制定相关守则,以明确在特定地域内如何取得并持续享有矿地权,以及权利如何得以实施。基于德姆塞茨(Demsetz,1967)对产权理论的探讨,昂伯克指出:“随着土地价值的上升和人口的增长,土地产权将逐渐由共有过渡到私有状态,个人将对土地和土地收益享有独占权”(1981,第48页)。矿区如此高效而有序地运营着,以至于在政府介入管理后很长一段时期仍在持续,而矿区通行的惯例和守则后来成了《美国矿业法》的立法基础。(①见Umbeck(1981)和Shinn(1885)。Umbeck的理论被广泛接受,并且Libecap将其拓展到用于分析内华达康斯托克矿脉中的银矿(1989,第29—40页);Ellickson(1991,第246页),Barzel(1997,第85—86页)也曾引用矿区的例子;Umbeck的观点还被纳入美国经济史教科书中,见Walton & Rockoff(1998,第179—180页)。)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中,泽布和安德森(Zerbe and Anderson,2001)进一步提出,矿区守则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文化规范中的公平因素,也受到效率因素的影响。而在昂伯克看来,产权的范围取决于隐性的暴力威胁,泽布和安德森却认为,在同一矿区内,每个矿工享有同等的产权,而与个人或团体的力量大小无关;但是泽布和安德森界定的文化因素过于宽泛,其中包括了洛克的公平观念和杰克逊的民主观念,它们不能充分解释矿区守则与美国其他地区通行的产权概念之间的显著不同。

  上述分析对于矿区的认识过于理想化,主要是根据现存成文法的相关条款推演而来,并非基于具体的实践操作。因此,按照传统标准来界定淘金热时期的产权状况是不够的。现存的淘金日记、报纸和法院判决等证据表明,当时矿区的矿地权远远不能实现对私人产权的切实保障。大量的判决中存在非法侵占产权、法官偏袒一方当事人的情况,由于矿区守则的不明确而引发的争议不断。矿区的产权情况并不比19世纪其他私人秩序制度(privateorder institution)下的组织有任何优势,倒是可以类比于美国中西部农地协会的“先占先得原则”,即在联邦土地被拍卖之前保护先占者的权利;以及19世纪末期的牧民协会,该协会保护牧民们在开放草原上的放牧权,但不享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②这三个例子通常同时被用于证明在联邦法律实施之前,美国公有土地上形成的私有产权秩序。参见Anderson & Hill(1983,第438—450页)。)后面这两个组织相较于矿区在权利实施(right enforcement)方面更具优势,因而吸引了更多的成员。

  本文认为,理解矿区主要历史特征的最佳方式并非将其视为私人产权的实施,而应视其为在基本开放准入的情况下,对获得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资源的确切位置并不确定)所有权的管理制度。之前的解释通常将采矿活动类比于农耕这样的产出导向型活动,而忽略了整个淘金热时代的主要特征:矿主们竞相发现并开采山脊中有限的高收益不可再生矿床。一般而言,一名矿主要经营一个矿区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它的潜在价值,如果觉得开采价值不高(通常如此),就只能另谋他处继续寻找传奇宝藏了。矿主们即便正在开采一处矿床,也会同时勘探更好的新矿床,因此,矿区守则不仅应关注对现有矿区产权人的权利保护,同样要考虑矿地的遗弃和回收程序。与通常的用法不同,“抢占矿地”(claim jumping)行为并不是对已有规则的违反,而是在已有矿床上进行勘探开采的正常方式。尽管采矿守则有效地将直接暴力冲突降到了最小范围,但自淘金热伊始,由矿权引发的争端、冲突和诉讼从未间断过,这一点也是由采矿活动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通过对历史遗留证据的考察以及对博弈论的深入研究,来验证这样一种假说,即矿区为矿工角逐少量高价值矿地所有权提供了制度安排。其中使用的证据来源十分广泛:矿工日记、报纸、法庭记录以及涵盖147个矿区的守则数据库。矿区相关守则阐明界定矿产权的具体规则,而其他证据表明了实践中矿产权的不稳定性。矿产权混乱不安全状态长期存在,甚至在法院进行司法管辖后仍未改观。这就意味着,问题在于矿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而非权利的执行制度。

  为便于分析,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来说明淘金时期矿区的两个典型事实:一是抢占矿地是一种均衡现象,不存在第三方执行机制。理论模型和历史证据表明,矿区的制度结构取决于淘金时代的经济本质,即人们受到角逐高产矿床的激励。其他因素,比如矿工的数量、他们的差异性和风险偏好同样削弱了矿区守则补充正式规则的效用。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社会或人口因素不应被视为外生因素,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矿业的内部激励结构。

2.淘金热

  1848年1月,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正在美利坚河南支流上建造锯木厂时,在萨特的磨坊里发现了金矿。不到两星期之后,在这项重大发现尚未得以公布之前,美国和墨西哥签署了《关达鲁普条约》,结束了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被割让给美国。1848年下半年,在美国领土上发现金矿的消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开,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在当年12月份向国会递交了相关报告,使得这一传闻得到了证实。在此之前的6月份,大约有四五千名矿工在金矿区工作。而到了1949年12月份,矿工的数量上升到了4万,并在1852年达到了10万的高峰。(①数据来自当时的估计,见Paul(1947,第43页)。)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来自美国的各个地区乃至世界各地。(②见Wright(1940,1941)。因此Libecap对于矿工们在种族、文化、本领和技术方面趋同的说法(1989,第31页)是缺乏依据的。)

  淘金矿工移民仅是临时性到这里采矿赚钱,然后返回故里,因此矿工潮的周期通常很短,在初期尤其明显。有关人口流动的研究显示,很少有矿工在此定居。(③Mann(1982,第227页)。)这一点在许多数据资料中得到了印证。1849—1852年经由海路而来的移民矿工人数保守估计有167万人,从陆路来的人数不能确定,但同期至少有16万人。矿工的总数要比1852年非印第安人的人口总数223856人还多出50%,由此可以看出,许多新来的矿工已经离开了。(④从陆路来的矿工移民人数见Wright(1940,第342页);从海路来的人数同上,见第341页。请注意在State Register和Book of Facts(1857)中记载的1849年的矿工移民人数要更多。)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出,当时的矿工几乎都是年轻的成年男性。但是矿工的高流动性也反映了淘金行为的经济特征。

  在最初的几年里人们发现,大部分黄金都散在河道边松散的冲积矿床,掺杂在河流沉积的泥沙和砾石中。当时不仅砂金很容易淘得,而且从矿砂中淘采砂金的方法也相当简单,人工使用淘金盘即可完成。很少有淘金者有采矿的经验,初学者可以轻松学会使用淘金盘。然而,到了1848年,矿工们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淘金槽的大型设备,三四个人用这种设备在一天内可以淘洗大量矿砂。1849年冬到1850年,长形倾斜淘金槽在加州研发出来。这种工具是淘金槽的升级版,体积庞大,由两个长达12英尺的槽型部分组成,需要3—6个人协同操作,使用持续的水流来淘洗矿砂。因此,采金很早之前就已过渡为团体而非个人活动了。(⑤此段参考了Paul(1947,第50—66页)。石英矿床采金兴起于1849年,1850—1852年间盛极一时,随后的1852—1853年又衰退下来。由于沉积矿床逐渐耗尽,石英矿床采金在整体采矿业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但是直到1860年代,全国90%的黄金产品仍然是来自沉积矿床。同上,第286—287页。)即便采金设备在不断更新,由于采金的方法相对简单且资金要求不高,采金活动仍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1849—1853年高速增长的黄金产量足以证明这一点(如图1所示)。

法和经济学-图1

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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