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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三公消费”终极管控方案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3年第6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6月01日
当前的预算授权、法定预算程序、监管机制、分类系统、会计、报告和审计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导致行政部门在“三公消费”使用和信息披露方面裁量权过大
2013年4月24日,在湖北省保康县县政府,工作人员正在为公务车贴上“公务用车”标识。东方IC :杨韬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王雍君
 

  很少有其他政府开支同“三公消费”那样,引起各界广泛和持续的关注,政府也出台了大量文件以促进规范管理,增加透明度。尽管付出了诸多努力,时至今日,“三公消费”依然年复一年地作为有待处理的重大问题,呈现在政府与公众的视野中。

  “三公消费”的管控究竟难在何处?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基本的制度建构与改革方面的政治意愿不足。当前的法定授权、法定程序、监管机制、分类系统、会计、报告和审计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导致行政部门在“三公消费”的使用和信息披露方面裁量权过大。要想堂堂正正地管控“三公消费”,政治家和改革者必须致力推进走上正轨的改革,才是终极解决之道。

“三公消费”折射的委托代理问题

  人们质疑“三公消费”的正当性并要求其透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与其他政府开支相比,“三公消费”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留下了更大的灰色地带。在民主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得自人民的资源,必须按人民的意愿使用,并致力实现人民期待的结果。引导公共支出管理的首要原则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虽难定义,但明显排斥私利的不当扩张。不过,公众很难对“三公消费”在多大程度上被用于促进特殊利益或公共利益,做出清晰准确的判断。“三公消费”非常分散,难以监督,在缺失有效制度安排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被代理人用于促进狭隘的利益。公务用车中流行的说法是: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领导私用,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公款招待和公费出国开支同样具有两面性:既可被用于促进私利,也可被用于促进公共利益。两者之间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的选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公共支出管理体制的重大缺陷。这一体制赋予代理人过于宽泛的、很少受到监管的、运作环境很不透明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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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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