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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与呼吁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4年第11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3月24日
无论政治转型、社会转型还是文化心理转型,都有太多历史和现实经验可资借鉴

 
 《自我颠覆的倾向》

  [美]赫希曼 著 贾拥民 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1月

  波兰民主转型之前,米奇尼克写过《你为什么不移民》,他肯定流亡者的作用,但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移民,愿意留在国内坚持反对的立场。后来波兰的转型,与米奇尼克们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美国学者赫希曼曾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里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退出”和“呼吁”往往背道而驰,尤其“退出”会侵蚀“呼吁”的根基,因为“与退出相比,呼吁需要人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更高”。不过,在新作《自我颠覆的倾向》里,赫希曼对自己这个理论有些校正。通过对东德转型过程的考察,他认为,“退出(迁移离开德国)与呼吁(针对政权当局的游行示威)是相互协同、相互强化的,共同导致了原东德政权的崩溃”。在1949年至1988年,移民缓解了东德内部的压力,东德当局甚至会驱逐很多精英出境。1989年形势发生变化,“我要一直留在这里”代替了“我们要出去”,接着成为“我们要一直留在这里”,所有东德民众汇集在“我们是人民”之下,最终这个口号又变成了“我们是同一种人”,促成了东西德的统一。这一年柏林示威的两大主要诉求是“自由选举(更强大的呼吁)和自由迁徙(自由退出)”。柏林墙的倒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动了中东欧的巨变。越过柏林墙是为了“退出”,最终成为“呼吁”的动力。

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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